▲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理事会理事长盛松成在青岛财富管理大讲堂开讲
资管新规的主要内容
今年3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从去年11月到现在，经历了长达四个多月后，资管新规正式文件落地在即，等正式公布后，就会予以推进实施。资管新规的内容很多、很广、很丰富，我将它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统一资管业务规则和标准，加强监管协调，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以前各种资管业务，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并不是完全统一协调的，现在同样的产品、同样的资产管理，要实行同样的规则。
第二是消除多层嵌套和通道，减少监管套利，避免经济金融的脱实向虚，减少通道业务，使得金融最后落实到实体经济。
第三是打破刚性兑付实行净值化管理。长期以来，大家心目中很多产品是刚性兑付的，例如理财产品，名义上虽不是，但实际刚性兑付很多年了。新的资管规则要逐步打破刚性兑付，实现净值化管理。当然资管新规有过渡期。在征求意见稿当中是一年半，也就是到2019年的6月30日。因为资产管理规则是长期形成，如果转变规则就必须有过渡期，否则会引起金融的不平稳。
第四是规范金池，降低期限错配，减少流动性风险。到目前为止，银行自己本身是有资金池的，有自己的资金配置。但是按照新的资管规则，资金池期限的错配就不能有或者是大量减少。
资产管理业务对银行资金依赖较大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以及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资产管理已经成了老百姓和中产阶层的需要。所以，银行、证券、保险最近几年都发展了各种各样的资管产品。资管业务非常大，各资管业务之间有交叉。比如说购买银行理财，银行可能会将理财资金投到基金、投到信托，投到债券、股市等。如果不剔除相互交叉的资管业务，资管产品总量甚至接近100万亿元。超过去年82万亿元的GDP总量。将相互交叉的部分去掉后，大概有60多万亿元的规模。
资管新规出来征求意见后，银行体系反响比较大。因为资产管理业务对银行资金的依赖程度相当大。在三大主流资管产品资金来源的占比当中，券商资管由75%来自银行和信托。基金公司专户当中的资金来源，银行占了63.1%。基金子公司的专户当中，有58%以上来自银行。
这一次资管新规的意义重大。最近两年，全国金融系统是强监管的态势，无论银行、证券、保险都发行了很多的规定和文件。可资产管理新规是方向性的、领头性的。如果资管新规予以落实的话，未来整个中国的金融体系、金融市场的运行，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的运行方式和模式、过程，都会有比较大的变化，以适应于现在经济金融发展的需要，对于防范风险、稳定金融、促进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
资管新规有利于加强投资者教育、银行转型和资本市场发展
一个是加强投资者教育，高收益对应的是高风险，不能拿到高收益时很高兴，有了高风险，碰到了问题就不接受。加强投资者教育，让所有投资者、老百姓都意识到，风险和收益是必须相匹配的。
第二是促进银行业的转型，促进银行资产负债管理水平。大量的资管产品的资金来源都是来自银行，而且资产管理首先是从银行端开始发起。现在几乎所有银行都在讨论研究，怎么符合新要求、新规定，未来银行转型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所以促进银行业的转型是这次资管新规的直接效果。这个过程不是三、五个月就完成的。因为现在的体系也是长时间所形成的。
第三是促进直接融资的发展，我们国家是以间接融资为主，也就是以银行体系为主的融资。直接融资只占所有融资的20%左右，这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相差很大。在西方国家，比如在美国的间接融资不到40%，大量都是直接融资。直接融资就是证券市场、股票、债券等等。
最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特别强调的就是去杠杆。怎么去杠杆？经济要发展，一定要资金，资金只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借来的。借来的就是间接融资，自己的就是直接融资。只有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下降间接融资的比例，才能去杠杆。所以要发展资本市场，发展证券市场，促进资金融资的发展，降低去杠杆率，逐渐改变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
所以此次资管新规意义非常重大，对于每一个投资者将产生教育、理念的转变，对金融市场运行也将产生很大的转变和促进。
资管新规对保险业带来新机遇
资管新规的四大要点，都会对保险业的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因为这四种情况在保险行业是不存在的。
比如刚性兑付会削弱理财产品的吸引力。比如银行有10种产品的理财，每种理财、每种收益、每种风险都混在一起。至于这个理财产品怎么运用，怎么投，银行往往会混在一起，搞资金池，搞资金错配。这么一来，即便10个产品当中有9个产品赚钱，一个产品亏钱，银行为了保持它的吸引力，会用另外9个的盈利补这一个的亏损，使得理财产品的持有者，最后都能得到事先承诺的利润，基本实现盈利。但如果打破了刚性兑付，实现了净值化管理，一个产品是一个产品，盈利了就是盈利了，亏了就是亏了。这样一来，理财产品的吸引力一定会下降。
保险是根据契约保证收益的保险产品，会更受投资者青睐。现在保险的收益率比较低，才3.1%左右，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在5%左右，所以银行理财产品性价比高。但如果银行理财产品有风险，不能刚性兑付的话，那对保险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保险本身就是短期资金的长期化，因为保险资金每年都要交钱。交钱后，运用的时候很可能是10年、20年后，是长期资金，不存在短期资金长期化运用的问题。所以保险天然符合资管新规不能有期限错配、不能有资金池的要求，这是很大的促进。
如果将整个金融体系分成四个部门：一个是银行，货币金融服务业；一个是资本市场服务业，就是证券市场；还有一个是保险业；还有一个是其他金融业，比如说清算、结算，都算其它。
在美国的货币金融服务业，也就是银行业在40%左右，这是间接融资，所以美国的间接融资只占了40%左右，而它的保险业竟然也占了36%左右，而资本市场都在20%左右，其他金融业比较低。跟我们国家相比，差别非常大。
我国的货币金融服务业也就是银行业，高达73.5%，而保险业只有7%左右。而且我国和美国的保险不同，美国的保险主要是企业年金，而我们的保险很多是社保，存在着不少问题，再加上人口老年化发展比较快，保险对我国未来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所以我国的保险业一定会有比较大的发展。这主要是指商业保险。如果搞投资的话，建议大家多关注保险方面。
这些影响不一定是下个月或者3个月之内会显现的，是比较长期的。任何一种产品，任何一个市场的发展，短期和长期不一定是一样的。短期可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长期来看，保险行业一定是发展方向。
与其加息，不如推进利率市场化
我国利率市场化，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
从1996年开始利率市场化改革，首先放开了银行间同业拆借率。到了2015年，放开了存款利率管制上线，允许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下浮动，由金融机构自主制定，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
但我们内部还是有一定管制的，通过市场利率定价机制——这样一个各个商业银行的结合体相互自律，其浮动幅度有限制。完全放开才能真正实现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对经济金融运行很重要，因为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对资金的分配起到很大作用。央行行长易纲在最近博鳌亚洲论坛上说“我们正在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目前中国仍存在一些利率双轨制，一是在存贷款方面仍有基准利率，二是货币市场利率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
未来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逐渐让存贷款利率自我浮动，金融市场利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差额就会逐渐缩小。易纲行长说过，“最佳策略是让这两个轨道的利率逐渐统一，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市场改革。”
中国和美国的利率体系有很大区别，比如说利率，美国的利率只有两个，分为政策利率（联邦基金利率）和金融市场实际运行利率，很简单。而我国的利率体系更为复杂，有三个：政策利率、金融市场利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我们的政策利率比美国复杂，比如有逆回购利率，有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我们的金融市场利率有同业拆借利率、债券市场利率等等；另外还有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个美国没有。
我们所谓的“加息”指的是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跟美国完全两回事。美国“加息”是指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也就是提高政策利率，通过政策利率引导金融市场利率，金融市场利率就会很快传导到实体经济，中央银行不管，是自己传导。而我国“加息”是指加存贷款基准利率，美国经常“加息”，而我国有比较长的时间没有加息。
目前我个人的观点是，没有必要去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其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还不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
因为金融市场利率实际上就是银行的成本。随着金融市场利率的上升，银行往往会把这个成本转嫁到价格方面，价格就是对实体经济的贷款利率，所以实体经济的贷款利率最近两年上升很大。
如果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无论是推崇加息还是不推崇加息，人民银行都处于两难境地：如果存款和贷款都加息的话，对实体经济的贷款成本会提高，对实体经济不利。但如果不推崇加息，就是存款利率上升但是贷款利率不上升，这样一来银行利差就少了，银行更加感到困难。作为我个人，并不主张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也就是不主张加息。
我个人的观点是，与其加息，还不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就是不用去动存贷款基准利率，尽可能让银行自主选择浮动的幅度和比例，自主定价，这样就可以让市场配置资源，高风险资产就高利率，低风险产品就可以低利率。这样一方面推进了利率市场化，另一方面又让市场配置资源，没有必要向美国“加息”跟风。
降准的意义
4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8年4月25日开始，下调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同日，上述银行将各自按照“先借后还”的顺序，使用将准释放的资金偿还其所借央行的中期借贷便利（MLF）。这个结果是怎样的呢？根据人民银行的估算，操作当日将偿还MLF约9000亿元，同时释放增量资金约4000亿元。
也就是说，由于4月25日对银行下降1个百分点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大概释放资金是13000亿元，其中9000亿元是还给人民银行的中期借贷便利（MLF），还有4000亿元是向社会增加了流动性。人民银行把新增资金主要用于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并且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所以这次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可以说一箭双雕，一方面增加了市场流动性，另一方面也支持了小微企业的贷款。
本次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置换中期借贷便利意义有以下几点：
在金融强监管背景下，降低商业银行资金成本。最近一两年来的金融强监管态势，导致商业银行的资金和成本比较紧张，利率也较高。中央银行为了缓解资金，曾经借给商业银行的MLF利率在3.3%左右，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放在中央银行的利率是1.62%，超出了准备金率0.72%，所以有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置换MLF，这就使得商业银行利率下降。本来要付3.3%，而你放在我这里的资产，人民银行付的只有1.62%，几乎相差了一倍，这就降低了商业银行的成本。
第二是缓解了市场流动性紧张，对冲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压力。中美利差已经大幅收窄，从1个百分点左右收窄至0.6个百分点。在一两年前，尤其是2016年的下半年到2016年年底，我们面临的是人民币贬值压力，贬值最厉害的是达到1美元换6.9元人民币，接近7。最近一年倒过来了，人民币升值很快，升到6.2左右。大幅贬值或者升值对经济都是不利的。我们应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释放流动性，缓解市场流动性紧张，收窄中美利差，对人民币升值是有缓冲的。我觉得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6.3元、6.4元左右比较平稳比较好，而不是大幅波动。
第三，中国式央行缩表，货币市场回归。货币供应量组成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实体经济持有的货币供应量，一部分是非存款类金融机构持有的货币供应量。就是个人、企业持有的货币，还有一部分是非存款金融机构，包括基金、信托、保险、证券等等。
二三十年前，人们把钱存到银行，企业有多的钱也存到银行，银行把钱拿出来贷款，贷给个人按揭贷款，贷给企业就是企业贷款，只有一个通道。2012年以来，金融创新出现了很多新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和金融渠道，所以通道增加了。
人们买理财后，资金可能投向基金、投向信托等各个地方。信托包括委托又一个通道，最后可能投到实体经济，也可能投到房地产。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产品越来越多，通道也越来越多。如果不受监管就会有两个后果：一是把利率越搞越高，这个利率最后一定是最后的贷款方——实体经济承担。第二是风险也大，因为本来一个通道风险很简单，看得很清晰。现在可能对个体产品来说，通道很安全，但对整体体系来说不安全的，某一个地方出现风险以后整个体系就会出现很大的风险。
最近一两年金融强监管、细通道，降低金融杠杆率。这么降了以后，最后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一定会下来。因为刚才说了它一部分是实体经济持有的，还有一部分是证券、信托等持有的。最近一两年来，把这部分压缩以后，广义货币供应量就下来了。
所以随着金融去杠杆以后，广义货币供应量会下降。同时我也有一个观点，随着金融去杠杆，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实体经济的相关度可能反而提高，因为以前很大的资金是在金融体系内部流转，现在资金体系的内部流转量在下降。所以M2与实体经济相关度是在提高的。
被忽略的服务贸易逆差
从相对比较独特的角度分析，中美贸易逆差并没有那么大。贸易一部分是货物贸易，是产品，一部分是服务贸易，指旅游、医疗、卫生等。如果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考虑，中美贸易逆差并没有那么大。
最近10年，我国的货物贸易顺差总共增加了1000多亿元。货物贸易大量出口，顺差大幅增加；而服务贸易是进口大于出口，形成逆差，对外服务贸易逆差大幅增加。
2007年，我国的货物贸易顺差是3000多亿美元，到2017年的时候是4700多亿美元。也就是说，10年来增加了1000多亿美元。但是服务贸易在2007年逆差是36亿美元，到了2017年逆差达到2600亿多美元，10年来从两位数逆差一直到四位数的逆差，说明尽管我国对全球的货物贸易在增加，可我们的文化、教育、医疗、旅游、保险等逆差在大大增加。
特朗普所谓的4000亿元逆差，其中没有到考虑服务贸易方面。如果纳入，我们对美国的顺差或者美国对我们的逆差都是被高估的，根据美国的国家统计局数据，是被高估了12%，根据我们国家商务部得到的数据，是高估了28%，这个很重要。
还有隐藏在服务贸易中的货物贸易。比如旅游通常会买回家很多奢侈品，这算在服务贸易里，但实际是货物贸易。如果这些奢侈品不带回来的话，就要进口，那货物贸易的顺差就减少了，倒过来就是逆差了。
2016年四季度，在我国出境游人次中，赴美旅行人次同比增速为6.6%，比出境游人次的整体增速高1.9个百分点。大量出境游游客选择到美国。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测算，2016年中国游客在美国人均花费约1.3万美元，远远超过其它国家的游客在美国的花费，当年旅游支出高达352.2亿美元。
通过服务贸易中的旅游，中国每天为美国创造9700万美元。不算机票费用，中国游客在美国人均花费1.3万美元，大多数都是花在买回来的高档品、奢侈品，实际这些应该算在货物贸易里面。
再看留学生，美国是中国留学生第一大目的国，中国在美留学生2016年人均花费约4.5万美元，一年接近30万人民币，为美国贡献约159亿美元收入。这都算服务贸易。
根据美国的数据，中国在美留学生数量大约35.3万人，占美国国际学生总数34%。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同样显示，2017年全年，我国居民在美国的支出高达321.8亿美元。这都是通过服务贸易出去的，而且服务贸易还是劳动密集型行业。
特朗普说制造业被中国抢去了，所以美国工人失业了，要回归制造业，回归美国，但他没有看到我们通过服务贸易，即大量的旅游、教育、医疗、卫生等，为美国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包括美国的医生、美国的教师等等，由于我们对美国服务贸易的逆差，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这一点也是要跟美国说清楚的。
进一步加强服务业改革
最近要继续进一步对外改革开放，其中也谈到了服务业，谈到了金融服务业，包括现在很快实行的保险业。外资可以在保险业持有的股份超过51%，可以控股。以前规定外资在银行所占比例不能超过20%，现在也可以超过了，对外开放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我国的服务业对内要改革，只有通过服务业改革，包括教育、卫生、医疗、文化等改革，才能把服务业留在中国，包括保险。
很多中国居民保险不在国内买，在境外买，这说明我国的保险产品跟不上金融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我国的服务业不仅是对外开放的问题，也是对内开放的问题。
有人说，这次金融业对外开放，是在中美贸易摩擦以后，可能是我国对外让步。实际不是这样，不管有没有贸易摩擦，对外开放是既定国策，服务业改革开放也必定要大幅度向前推进，如果这方面做得好，服务贸易的逆差就会大量减少。如果我们的货物贸易顺差由于贸易摩擦减少的话，完全可以通过服务贸易的逆差来弥补货物贸易的减少，使得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平稳、更好。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强调了结构调整、结构改革和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问题，其中包括扩大内需，让人们过上富足美好的生活，这里面就包括了服务业，包括医疗、教育、卫生等等。所以我国的改革，不仅仅是第二产业的改革，不仅仅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不仅是制造业的改革，更是服务业的改革。
汇率维稳，预防中美贸易摩擦演变为金融摩擦
目前中美已经有了贸易摩擦，要想办法把摩擦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如果演变为汇率摩擦、金融摩擦的话，那就是雪上加霜了。
在1985年左右，日本发展太快，所以美国逼着日本汇率升值，一升值，出口就减少了。当时日本也是走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日本的房价一下跌，日本一下子成了失去的20年、25年，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可我们需要防范，从日本的历史当中吸取教训。
我觉得中国汇率既不要大幅贬值，也不要大幅升值。
有人说汇率贬值好，可以促进出口，更促进GDP提高，但实际并不好。第一，贬值会造成资本外流。第二，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经济平稳增长，更是结构的调整，产业的升级换代和附加值的增加。而通过贬值，实际是鼓励落后的产能，通过贬值并没有多大收获，所以不应该走贬值的道路。同时贬值也不利于我们的国际形象，现在与美国发生的是实体经济的贸易摩擦，如果再贬值的话，金融摩擦就来了。所以贬值是不利的。
升值也是不利的。中国已经是第一大世界市场，如果升值的话对国内经济会形成比较大的影响，也会失去世界市场。目前整个世界国际贸易，我们占了11%以上。我有一个观点，就是今年比较稳定。这个稳定并不是刻意追求的，而是结果比较稳定。比如汇率问题，利率相对会比较低，经济增长会比较稳。